古浪一战成转折点，营西计划困难重重

1936年10月25日，西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。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指挥下，西路军初进河西走廊就取得了数场大捷，迫使遭遇重创的马家军主动后撤，同时假意求和，以为后续援军争取时间。

此时西路军的主要战略目标仍为“打通远方”，即开辟一条通往西北边境的路线，以接受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。但因为西安事变爆发，东北军、西北军、中央军和马家军几方势力都紧盯着西北局势，整个河西走廊态势非常复杂，西路军也因此遭遇了上级命令频繁变更的情况，部队来回拉锯，以至迟滞不前。

徐向前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在11月2日向中央发报：

“此地区人烟稀少，粮缺水苦，部队难以获取补给，且地形所限，不利于重兵作战，请求先行向大靖、古浪方向前进。”

而也就在徐向前电报发出的同一时间，马步芳任命马元海为河西总指挥，率领援军前往阻击西路军。

11月3日，西路军主力与马元海部遭遇，双方鏖战3个昼夜，最终以马家军全线溃退告终。11月10日，西路军先头部队红9军进入古浪地区，并于14日攻占古浪城。

古浪是河西走廊要冲，古称虎狼头，地势险要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但因为这一地区早年间发生过地震，城墙大部坍塌，所以总体来说易攻难守。

马步芳得知古浪失守，调集重兵反扑，严令不计伤亡，必须收复失地。马家军的攻势非常凶悍，且人数占优。他们先以炮火进行第一轮覆盖轰炸，然后骑兵利用快速机动的优势进行迂回奔袭，穿插分割进行打击，使得在无险之地拒守的红9军疲于应付。加之自身弹药补给又十分有限，局势一时陷入被动，红9军只能在激战数日后，连夜突围，与红30军汇合。

古浪战役历经半月，双方大小战斗数十场，伤亡十分接近。但是马家军占据西北多年，树大根深，而西路军是有耗无补，战场的天平从这一战后已经开始发生变化。

12月2日，陈昌浩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到：

“西路军减员已达4303人，其中营连干部129人，团以上干部15人。”

西路军3个军总共2.18万人，一月就伤亡4千，这样的损耗并不理想。其中红9军折损过半，境况尤为严重。

为了援助西路军，中央在12月18日致电徐向前、陈昌浩，令其可“试与诸马谈判”，即红军与马家军以永昌为界，互不侵犯。但马家军在接到红军要求谈判的信函后，未作任何回应。

之后在1月24日和2月6日，红军都商讨过和马家军和解的方案，同时计划让东北军于学忠将军率部与西路军汇合，缓解不利局面。

可以说在西路军遭遇困境后，中央一直在寻求各种和平解决的方法，希望能让西路军避免继续与马家军消耗，顺利退回安全地带。但事实证明，无论是马家军还是东北军，都并不是能够信任的对象，寄希望于用外交的手段解决问题，难以实现。

刘伯承挂帅，援西军北上却停在半途

而西路军在这两个月内接连经历了高台和倪家营两场大仗，损失非常严重，2月27日，西路军主力陷入马家军的分割包围之中，只能被动苦战御敌。

同日，中央果断下达“派兵增援西路军”的命令，援西军成立，以刘伯承任司令员、张浩任政委，下辖4个军，基本涵盖了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的大部主力。3月5日，援西军由陕西淳化、三原出发，日夜兼程赶赴河西走廊。

3月13日，西路军再次发出紧急求援：

“西路军总兵力已不足3个团，虽斗志坚决，但子弹几尽，日夜连续血战，受挫极大。望援西军火速前进，如果援军能5日内渡过黄河，则围可立解。”

而此时的援西军已于3天前就进入了甘肃东部的镇原地区，但此时的刘伯承并没有选择继续前进，而是下令部队就地开展民运工作，建立根据地，搞好群众关系，同时开展抗日救国运动。

一边是最后的求援，一边却在按兵不动，援西军为何会在中途放弃了驰援战场的计划？

一、为了抗日大局，和平谈判仍是最好的选择

自西安事变后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就已经提上了议程。在双方的谈判中，红军方面表示：只要能联合抗日，在编制上可以降低要求，无论是编成四个军还是四个师都可以接受，但底线是必须立即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。

红军为了抗日大局，并不愿意让援西军直接进入河西走廊，再与马家军生死相搏一场，这无疑是亲者痛，仇者快的行为，只会让全面侵华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的日军渔翁得利。但即便红军一再让步，被张学良、杨虎城逼着“停止内战”的蒋介石，仍拒绝向马步芳下达停止与西路军作战的命令。

二、西路军已经失败，再入河西于事无补

西路军在发出求援电报后的第二天，就在石窝山召开会议，决定现有部队编为3个支队，进行分散游击，寻机突围。这也就是说即便此时援西军以最快的速度渡过黄河，也难以找到已经打破建制进行游击战斗的西路军将士，还将陷入与马家军的无休止的缠斗之中。

所以当时中央给援西军的命令是“停止前进，在镇原、青石嘴线停止待命，加紧训练，负责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。”

援西军在通向祁连山的主要道路上开设了三个招待所，数十个收容站，遍插路标，以接应西路军东返的将士。同时还抽出大批侦察人员，乔装分赴陇东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。

而事实也证明这种营救方法是最为有效的。援西军通过收容站和侦察分队营救出的西路军战士前前后后约有2000多人，其中就包括西路军的总指挥徐向前。这些西路军的将士大多衣衫褴褛，浑身是伤。有的靠着拖着一条伤腿一路爬着寻找部队，有的化装乞丐一路乞讨走出沙漠，有的从战俘营里九死一生逃出来。援西军将士看着这些昔日里同生共死的战友经历了如此磨难后回归，无不落泪。

这2000个回归的西路军英雄将士，也成为不久之后再次燎原的星星之火。1937年7月11日至14日，援西军和西路军余部接受改编，主力组建为八路军129师，一部编入120师。

9月6日，以四方面军为基干的129师在陕西三原县誓师出征，奔赴抗日战场。八年抗战，129师转战太行、太岳、冀南地区，成为一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劲旅雄师。之后的解放战争，由129师发展成的第二野战军，更是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最为卓著的功勋。

徐向前、王树声、李聚奎、秦基伟、杜义德、程世才、陶勇……在1955年全军授衔时，出自原西路军的开国将军，一共有113位。从元帅到少将，从抗日战场到抗美援朝，西路军的番号永不磨灭。